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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金融評論 | 金中夏:新形勢下的匯率與金融市場開放

MBAChina 2020-11-05 瀏覽量: 1862

受中美關系復雜化和疫情影響長期化等因素影響,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頻率和幅度驟升,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強,靈活的匯率制度應對外部沖擊優勢凸顯。

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國執行董事、《北大金融評論》學術委員會委員金中夏在《北大金融評論》上發表文章指出,在當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個可以犧牲的次要目標,而是事關中國經濟能否有效應對外部沖擊的關鍵目標。靈活的匯率制度能夠以較小的成本,及時應對各類外部沖擊,發揮緩沖和減震作用,同時為貨幣政策更好地服務于國內經濟釋放更大的空間。

當前,我國面臨的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增強,靈活的匯率制度和人民幣國際化將能為我國有效應對外部沖擊提供重要的戰略抓手。當前我國支持匯率浮動的宏觀基礎較好,但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滯后,不利于匯率浮動條件下采取市場化手段管理匯率風險。此外,經常性的外匯干預和相配套的外匯管制對宏觀經濟造成較大負面影響,使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滯后于實體經濟發展和開放的程度。

靈活的匯率制度和人民幣國際化將是我國應對外部沖擊的戰略抓手

當前,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強,靈活的匯率制度應對外部沖擊優勢凸顯。受中美關系復雜化和疫情影響長期化等因素影響,全球金融市場波動頻率和幅度驟升。在此背景下,選擇過于剛性的匯率制度代價高昂。從國內外的歷史經驗看,持續外匯干預不僅無法及時調節國際收支失衡,對于國內物價、實際利率和資產價格等都造成明顯扭曲,代價往往被低估。此外,隨著我國國際收支從明顯雙順差轉向大體平衡,外匯儲備的來源和安全性也有不確定性,外匯干預的資源明顯受限。而靈活的匯率制度能夠以較小的成本,及時應對各類外部沖擊,發揮緩沖和減震作用,同時為貨幣政策更好地服務于國內經濟釋放更大的空間。

在當前復雜的國際局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對幫助我國化解外部危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長期以來,我國對美元及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高度依賴,這也使我國在面臨美國發起的一系列金融制裁措施時疲于應對,缺乏回旋余地。只有人民幣國際化,才能使我國依靠自己的貨幣,支持本國甚至外國企業的跨國貿易與投資,形成一個自主可控的、以我國市場為服務目標的全球供應鏈,實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的統一,從根本上消除匯率波動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對此,在當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個可以犧牲的次要目標,而是事關中國經濟能否有效應對外部沖擊的關鍵目標。

應實現匯率浮動與幣值穩定的統一

在當前語境下,匯率穩定的內涵不應是保持雙邊名義匯率的絕對穩定,而應是保障人民幣內在價值的穩定?,F行國際貨幣體系下,沒有一個國際通行的、像黃金一樣的價值基準。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內在價值并不穩定。我國作為一個大經濟體,擁有獨特的經濟周期,適合采用浮動匯率。但浮動匯率并不意味著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放任,而是需要堅持以規則為基礎、高度自律的宏微觀經濟管理。我們需要通過穩健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確保本國貨幣對一籃子主要商品的購買力維持基本穩定,央行需要緊抓物價穩定和金融穩定的目標不放松。

目前,我國穩健的宏觀經濟基礎有能力支持匯率浮動和幣值穩定的統一。運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宏觀經濟脆弱性評估和國別系統風險評估框架進行的跨國比較分析表明,我國目前實行浮動匯率宏觀經濟風險基本可控。從貨幣發行來看,物價水平和資產價格都較為穩健,風險可控。從政府債務來看,近年來我國政府債務占GDP 的比例約為60% 左右,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并不算高,且我國政府常年保持凈資產,舉債多用于基礎設施和生產性投資,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較強。從外債規模來看,我國外債余額以及其占GDP 和出口的比重均低于安全閾值。其中,存在外匯敞口的公共債務僅占GDP 的0.2%,企業外債在GDP 中占比僅為1.4%,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但近幾年外債增速較快,需要及時加以控制。

在微觀層面,我國應重視建立市場化的管理匯率風險的配套機制。近年來,市場主體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不斷提高,但沒有建立主動適應匯率雙向波動和風險管理的意識,并作出相應的戰略和業務調整。大部分企業仍然存在押注匯率的投機心態,財務管理考核機制很少納入風險中性的考慮。因為缺乏套期保值的意識,對現有外匯衍生品業務也缺乏主動了解的動力。在匯率政策的認識層面,需要突破“超調恐懼”。漸進升值或貶值的做法并不能防止超調,反而因為匯率調整不到位,吸引大量無風險套利,助推更大規模的超調。匯率只有通過日常不斷地上下探索,才能更好地實現市場發現均衡價格功能,均衡匯率不能主觀設定。

應大力加強支持匯率浮動的市場基礎,外匯期貨市場發展滯后是重要短板

近年來,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雖然取得一定發展,但總體上仍很不夠,外匯期貨市場更是一個重要的缺失,是我國走向浮動匯率和資本市場進一步開放所面臨的一個重要短板。目前我國銀行間外匯遠期市場已漸成體系,但仍很不夠,而且場內的外匯期貨市場發展仍是空白。根據國際經驗看,外匯期貨市場在價格發現、流動性供給等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其集中化、透明化的特點有利于對投機行為及時監測和管理,適度監管下的、不同目的的外匯需求都有助于提升期貨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有助于滿足各種規模的市場主體的風險對沖需求,也有助于降低即期市場的匯率波動,具有“穩定器”作用。

我國外匯市場及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滯后,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代價很大的實需監管原則的限制。建議借鑒發達國家和不少新興市場國家的經驗,盡快從行政主導的實需監管轉向現代化的市場導向的風險管理方法。

應在匯率靈活度的提高、逐步發展完善外匯衍生品市場以及管住貨幣總量和外債總量的基礎上,穩妥漸進地提高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

資本項目的開放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狀態或簡單的“是”或“否”的問題,我國資本項目特別是資本市場的開放一直在進行中。但即使與處于相似條件下的新興市場國家比,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還是偏低的,不能滿足實體經濟的發展要求,制約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不利于我國從基礎上有效應對國際環境巨變所帶來的嚴峻挑戰。

相比于我國實體經濟的發展和開放程度而言,我國走向浮動匯率的步伐、資本市場的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相當滯后。雖然我國已經具備靈活匯率制度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宏觀基礎和條件,而且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中的比重也被定為10.92%,但人民幣與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等全球貨幣相比,在服務實體經濟的國際交易活動方面存在較大差距。目前,人民幣僅占全球官方儲備的2.01%、外匯交易的4.32%、國際債券余額的0.41%、跨境支付的1.19%,貿易融資的1.46%。

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國資本市場在穩定匯率的目標框架內曾經采取的外匯市場強干預和強外匯管制,不僅限制了在岸國際金融市場建設,也導致市場主體無法在充分交易的基礎上發現真實均衡匯率水平,對人民幣資產估值和國際競爭力造成不利影響,進而對人民幣國際化形成結構性的制約。

資本市場開放過快或過慢都有風險,當前我國若無法進一步推動資本市場合理開放,不僅可能對實體經濟進一步發展和開放形成拖累,還可能導致我國在應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局和挑戰時,陷入被動的局面。

編輯:精衛

(本文轉載自北大金融評論雜志 ,如有侵權請電話聯系13810995524)

* 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MBAChina立場。采編部郵箱:news@mbachina.com,歡迎交流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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